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主要表现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国民经济引向可持续发展之路；把自然生态的恢复和建设提上了国家建设的重点领域，并实行了退耕还林、还草、还湖一系列政策；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注意优化产业结构，限制和淘汰了一大批污染严重、破坏资源和环境的工业和矿山，从源头上控制了环境污染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环境污染防治，工业企业基本做到了达标准排放；制定了一批环境与资源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了以法行政。

　　但是，我国环境问题很多，一些方面的问题还很严重，制约了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发展，乃至成为国家安全上的一大隐患，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热门话题

　　维护国家安全，确保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稳定进行，是每一个国家政府最基本的职能。从历史上看，每个国家首先关注的是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就是在今天这亦然是每个国家所关注的首要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社会经济体系越来越复杂，各国相互关系越来越密切，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也越来越多了，生态安全也被提上了议程。

　　当前，国际上关于生态安全或者环境安全的讨论越来越多了。关于生态安全的定义，迄今尚未有一个确切地说法。一般认为包括两层基本含义：其一是防止由于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的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其二是防止环境问题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导致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影响安定。围绕生态环境与安全的相互关系，美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以及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盟、联合国等地区和国际组织开展了大量研究，出现了一批代表性研究报告和著述。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高峰会议，专题商讨全球生态安全的对策，并通过了会议宣言和相关的公约。鉴于环境问题的严重发展，联合国决定于2002年8月在约翰内斯堡再次召开环境与发展高峰会议，进一步商讨生态安全大计。

　　在众多的研究讨论中，美国的动向特别引人注目，白宫、国务院、国防部、能源部、中央情报局、环保局、国防大学以及南方军区、中央军区，都在生态环境与安全问题的研究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相继发表研究报告。美国国防部1993年成立了“环境安全办公室”，并自1995年起每年向总统和国会提交关于环境安全的年度报告。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1996年11月20日指出：“一个强有力的环境规划，是一个强有力的国防的有机组成部分。”美国对生态安全的研究，虽然也关注本国的问题，但重点却是放在了全球生态安全问题上。他们认为：“世界范围的环境退化，威胁到美国的国家繁荣。” “环境压力加剧所造成的地区性冲突或者国家内部冲突，都可能使美国卷入代价高昂而且危险的军事干预”。

 　　前不久，朱钅容基总理在听取环保工作汇报时曾说过：我国生态环境形势这么严重，这是大自然对我们的警告，也是对我们的惩罚。对此，要提出警告，否则，老是这样搞下去，那不就是自我毁灭吗！要搞好环境警示教育，向世人发出警告，唤起大家注意，特别是要让我们各个地区的领导同志猛然警醒。新闻媒体要参与环境监督，要敢于揭露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对造成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的行为，要公开曝光，依法严惩。朱钅容基总理这番话,语重心长。确实，我国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很多，有些方面已经构成了一种安全威胁。

二、影响我国生态安全的一些问题

　　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很多，今天主要就国土安全、水安全、能源安全、有毒化学品与健康、生物安全五个方面的问题说一些情况，并想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探讨政策上的失误。我认为只有在这个方面汲记教训，加深认识，提高决策水平，才有可能避免在生态环境方面的一些大的失误。

1、  国土安全问题

　　国土涵义广泛，包含了国家主权管辖的地域空间和全部资源总和。今天主要讲国土生态安全方面的问题,而且只能讲其中的几个问题。

　　一是水土流失严重。据近期遥感调查,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42%，每年流失表层土在50亿吨以上。耕地的肥力主要存储于表层土，表层土的流失导致了土壤肥力的不断衰退和生产力的不断下降。每生产一吨粮食,贵州乌江流域流失土壤47吨，四川中部53吨，陕北地区107吨。有些地区粮食产量很低，从价值上看,从生态后果上看,得不偿失。从50年代以来，由于水土流失而失去的耕地267万多公顷，平均每年6.7万公顷以上。同时，严重的水土流失又淤积了江河湖库，是许多地区洪水灾害的重要原因。一位外国专家在考察黄河流域后感慨地说:黄河流淌的不是泥沙,而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可以说,水土流失是中国面临的头号环境问题。目前，我国每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至5万平方公里。即使不算新出现的水土流失面积，治理完毕也要70至110年。即使把其中急需治理的近200万平方公里治理完毕也要50年以上。这个生态环境问题得不到控制，生态环境特别是农业生态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

　　水土流失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石漠化的出现。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和甘肃、陕西部分地区，山高坡陡、表层土壤薄（一般为10—30厘米），由于植被破坏，随雨水的冲刷或风蚀平均每年流失土壤厚度在0.5—1厘米，有些地方高达2—5厘米，现在这些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裸石山，被称为“石漠化”。这是继西北地区土地沙化蔓延的又一新的恶性发展，也是造成这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群众生活困难的重要原因。

　　 二是土地荒漠化加剧。目前，我国沙化土地168.9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7.6％。其中116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在目前技术和财力条件下是难以治理的；有52.9万平方公里的沙化土地，经过努力有可能恢复其原有的草地和林地面貌；另外，还有9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处于明显沙化的过程中，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也会逐步变成沙漠。当前，一条西起塔里木盆地，东至松嫩平原西部，东西长约4500公里，南北宽约600公里的风沙带已经形成。世界银行的专家称，中国是世界上实际荒漠化土地占潜在荒漠化土地比例最高的国家。土地沙化面积在50年代每年扩展1500平方公里，70年代每年扩展2100平方公里，1995年前每年扩展2400平方公里，到了2001年扩展到3400平方公里，相当于沿海地区每年损失两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进入90年代后，土地沙化速度进一步加快。据初步测算，50年来，我国土地沙漠化面积已经扩大了10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海南省的面积。作家徐刚先生在他的《伐木者，醒来》的书中有这样几句话：

沙漠向农田推进；

农区向牧区推进；

牧区向林区推进；

林区向雪线推进；

雪线向山峰推进。

寥寥数语，描绘出一幅令人不安的生态环境趋势图。

　　由于沙漠化的发展，给沙区经济和人民生活都造成了很大困难。据专家估计，每年沙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40亿元，相当于西部5省1996年财政收入总和的3倍。一些地区还形成了生态难民，仅青海省由于沙化破坏了人类生存条件，迁移安置生态难民就达20多万人。近年来，北方地区不断遭受沙尘暴袭击，长江下游地区也受到了影响。统计表明，沙尘暴频率在不断加快：50年代5次，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

三是土壤质量变差，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40％的耕地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盐渍化发展突出，现在形成的盐渍化土地近37万平方公里，加上原生的盐渍化土地，面积已达80多万平方公里。耕地一经盐渍化，农作物产量急剧下降，甚至弃耕。盐渍化土地的形成是由不合理的耕作方式特别是不当的用水方式造成的。

四是非农业用地大幅度增加，耕地资源在不断减少。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15年，净减少耕地8100万亩，相当于减少了江苏或吉林的全部耕地。近年来，由于修改了《土地管理法》，加强了对耕地资源的管理，形势有所好转，但每年被占用的耕地仍在300—500万亩之间。全国已有666个县突破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其中463个县平均耕地已不足0.5亩。这对中国庞大人口的吃饭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威胁。

　　国土资源是一个国家人民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人类栖居的基地和衣食的基本来源。国土资源的多寡和优劣，是决定一个国家安全度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更是一个先决性的条件。

　　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地系统。土地的退化，直接威胁到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特别是耕地的退化和减少，严重威胁庞大人口粮食供应的安全。2030年人口将达到16亿，按人均粮食消费400公斤这一低线标准，总产量要达到6.4亿吨，比目前要增加1.4亿吨。据许多专家研究，按照中热量、高蛋白、低脂肪食物营养模式，人均粮食大约在460--470公斤之间。如果按照这一计算，粮食的需求量就更大了。保证粮食的供应，除工程措施、技术措施外，保护土地特别是耕地是最重要措施。

土地退化的加剧，有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等自然原因，但主要是不适当的人为活动引起的。主要是：

一是违背生态规律，不顾后果的盲目开垦。50年代到70年代末，西北地区三次大规模毁牧、毁林开垦，破坏草地667万公顷，毁林18.7万公顷。其结果事与愿违，开垦一块沙化一块，农、牧、林三者皆伤，力图摆脱贫困处境，却又陷入了新的生存危机之中。正如一位生态学家指出的：“文明人跨越地球表面，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

　　破坏性的对草原和森林的滥垦，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事，就是到了90年代亦然在不断发生。据调查统计，1994--1999年间全国在固定沙地和草地上开垦耕地面积达1.7万平方公里,平均每年开垦3400平方公里。从80年代以来，对于毁林、毁草开垦后果的讨论，可以说相当广泛和充分。但是，许多地方的领导人充耳不闻，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并没有汲取盲目开垦所造成的惨痛历史教训。而国家也没有及时调整和制定相应的法规，可以说一再失误。

　　在探究这种失误的原因时，也存在分歧。有的认为对林地和草原的开垦，虽然产生了严重后果，但却不是失误，而是“时代限制”，美好的愿望，没有收到良好的结果。事实是，50年代在我国实施“以粮为纲”政策、开始大规模滥垦滥伐的时候，不要说西方国家，就是在中国对这种政策后果的认识也是清楚的。问题就出在对这样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不认真调查研究，不听取专家们的意见，个人或者少数领导人说了算，缺乏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机制。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只有我们从制度上和决策机制上找出产生问题的根源，并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才有可能防止类似问题的继续发生。

二是长期以来鼓励多养羊、多养牛，造成过度放牧。我国可以称为草原资源大国，天然草原近60亿亩,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只用不养，问题很多。50年代至80年代,草原牲畜数量急剧增加。内蒙古增长2.6倍,新疆增长1.84倍,青海增长1.56倍,甘肃增长1.72倍。草场超载率高达50%—120%，有些地区甚至高达300%。50年代以来，我国牧区家畜由2900万头（只）增加到9000多万头（只），而草地（牧场）面积却减少了1930万公顷。全国草地理论载畜量约为4.5亿个羊单位。而1998年草食畜类的拥有量已达到9.7亿羊单位。即使扣除农区、非农区以秸杆作饲料的数量，总量也在7-8亿羊单位。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内蒙一个盟参加会议，当地政府安排参观两家养羊大户，每户养羊都在几千只，生活很富裕，成为当地宣传和推广的标兵。当时我问当地的领导人：你们这里已经是超载牧区，草原退化严重，号召牧民向这两户学习多养羊，快致富，这条路走得通吗？这位领导人似有所悟地说，这倒是个问题。“以草定畜”本是个常识性问题。连这样常识性的知识都不顾，阻止草原退化不就无望了吗？

河北及内蒙古接壤地区沙质荒漠化土地发展的差异

县　　名　　　　　　　　　　　80年代中期沙质荒漠化土地占该县土地面积%

河北　　－张北　　　　　　　　　　　　　　　　　　　24.2 －康保　　　　　　　　　　　　　　　　　　　39.6 －尚义　　　　　　　　　　　　　　　　　　　27.4 内蒙古　－化德　　　　　　　　　　　　　　　　　　　67.5 　　　　－商都　　　　　　　　　　　　　　　　　　　60.5 　　　　－察哈尔右翼后旗　　　　　　　　　　　　　　28.7

表2-7　中国北方荒漠化的人为成因类型

成　因　类　型　　　　　　　　　　　　　　　占风力作用下沙质荒漠化土地的%

过　度　放　牧　　　　　　　　　　　　　　　　　　　　　　30.1 过　度　农　垦　　　　　　　　　　　　　　　　　　　　　　26.9 过　度　樵　采　　　　　　　　　　　　　　　　　　　　　　32.7 水资源利用不当　　　　　　　　　　　　　　　　　　　　　　 9.6 工矿交通建设中不注意环境保护　　　　　　　　　　　　　　　　　 0.7

表2-8　中国南方丘陵山区荒漠化的人为成因类型

成　因　类　型　　　　　　　　　　　　　　　　占水蚀作用下荒漠化土地的%

陡坡开垦　　　　　　　　　　　　　　　　　　　　　　　　　　　  40 过度采伐森林及樵采　　　　　　　　　　　　　　　　　　　　　　  37 不合理的农林耕作措施（如全垦整地造林、挖山抚育等）　　　　　　  18 工矿交通建设和环境污染　　　　　　　　　　　　　　　　　　　　   5

引自《中国荒漠化（土地退化）防治研究》　UNEP、ESCAP、国家环保局课题组，1998年　

由于超载放牧，致使草原不断退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方重点牧区退化草原占可利用草原的近40%；90年代北方12省(区)草原退化面积已占该地区草原总面积的50%以上。目前草原退化速度进一步加剧，平均每年以200万公倾的速度增加。

贵州部分地区人口密度、土地垦殖率与石质荒漠化的关系

地　区　   　人口密度（人/km2）  　　土地垦殖率  　　石质荒漠化土地占土地总面积比例

六盘水市            249                  43.9%                     25.9% 安顺地区　　　　　　232　　　　　　　　　43.0%　　　　　　　　　　   15.2% 毕节地区　　　　　　221　　　　　　　　　46.3%　　　　　　　　　　　7.9% 铜仁地区　　　　　　179　　　　　　　　　25.6%　　　　　　　　　　　7.8% 黔西南州　　　　　　150　　　　　　　　　20.3%　　　　　　　　　　　8.6% 黔东南州　　　　　　121　　　　　　　　　13.7%　　　　　　　　　　　0.4%

引自《中国荒漠化（土地退化）防治研究》　UNEP、ESCAP、国家环保局课题组，1998年　

　　由于草原的退化，加剧了我国土地荒漠化的扩展。在每年新增3400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中,80%是草原退化造成的。诚然，造成草原退化的原因不仅仅是过牧一条，还有大量开垦和撂荒；不合理的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对野生生物的滥采、滥挖等等。但是，过度放牧却是最基本的一条。

　　草原大面积退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自然资源状况的退化，是由于过去的发展政策将重点放在以经济上的最小成本得到最大产出所造成的”。也就是说，中国土地大面积的退化，大部分原因都可以归咎于土地利用向耕地转化的结果，是政策实施上的重大失误。据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40年间向草原累计投入每公顷不足0.45元。据1989年绵羊和山羊总产值计算,其投入产出比为1:108,这种惊人的投入产出不平衡关系,充分说明，实行的是一种掠夺式的经营,重索取,少投入,是使草原退化速度不断加剧的重要原因。现在确实到了切实转变这种政策的时候了。

　商都县人口增长与荒漠化发展的关系

年　代　　　人口（万人）　　耕地（万hm2）　　沙质荒漠化土地占耕地面积比例

30年代未　　　　　8.6　　　　　　　6.93　　　　　　　　　　　　/ 40年代未 　　　　16.2              9.82                      5.4% 80年代未　　　　 32.2             21.95                     32.4%

引自《中国荒漠化（土地退化）防治研究》　UNEP、ESCAP、国家环保局课题组，1998年　

　　三是人口增长快，对土地压力加大。草原退化，荒漠化的不断扩展，与人口的密度密切相关。国际公认的干旱草原区生态容量5人/平方千米。超过这个界限，压力加大，超过越多压力就越大，生态环境就更加恶化。我国北方干旱草原人口密度达到11.2人/平方千米,超出国际公认标准2.24倍,这是草原生态不断恶化的根本性原因。缓解人口对北方生态脆弱区的压力，一条积极出路是把过多人口迁出这个地区。但是，中国没有哪个地方能容纳这样多的人，世界上也没有地方可容纳这样多的人，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引自《中国荒漠化（土地退化）防治研究》　UNEP、ESCAP、国家环保局课题组，1998年　

　　沙区人民在与风沙博斗中积累了许多与自然环境友好相处的经验。比如：严禁开垦草原，对已开垦的，实行退耕还林、还草、以草定畜，严禁过牧，建设基本草原，实行圈养舍饲，合理开发水源，节约使用等。除比之外，就是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过快过多增长。同时，引导剩余人口脱离牧业，发展其他产业，减轻对土地的压力。

　　在治理水土流失和防沙治沙方面出现了一大批先进典型，赤峰是处在荒漠中的一个城市，50年代初，森林覆盖不足5%，荒漠化土地占总面积的77%，粮食亩产多在百斤以下，人均年收入仅为50元，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几十年来，当地政府领导全市人民封沙育林育草，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5.6%。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与60年代相比，无霜期延长了5.3天，沙尘暴日数下降60%，粮食总产量达295万吨，为50年代的10倍，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陕北榆林地区，原是风沙危害极其严重的区域，林草覆盖率仅为1.8%。多年以来，他们坚持不懈地开展固沙治沙，到90年代后期，林草覆盖率达到38.9%。与50年代相比，沙丘高度平均降低30%-50%,沙丘年移速从5－7.7米降为1.68米，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减少了一半以上。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人民生活也在不断提高。陕西的延安和新疆的和田等地区在防沙治沙方面也取得了优异成绩。中央政府特别是有关地方政府作为“国家资产的管理者与保护者”的角色，应认真总结各地防沙治沙的成功经验，并且在推广这种经验中负起指导、组织的责任。

    2、水安全问题

　　水是生命之源，一切生物都离不开水。水也是经济活动的基础,离开水一切经济活动也难以进行。当前，中国水资源面临三大问题：首先是洪涝灾害，对人民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90年代洪水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万亿人民币。水涝灾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如果说洪涝灾害具有季节性的特点，一段时间就可以过去的话，那么，干旱缺水和水资源的遭污染两个问题，便具有地域广、时间久和危害大的特点。

　　全国每年降水总量6.2万亿立方米，总量很大，而人均占有量却很少。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人均水资源量1000立方米至1600立方米，并且经常出现缺水情况的，为水资源紧张国家；人均水资源低于1000立方米为贫水国家；低于500立方米属绝对贫水国家。中国被联合国列为水资源紧缺国家。北方人均水资源量为1127立方米，全国有10个省区人均水资源量不足1000立方米。根据年均降雨量的多少,可将我国陆地划分为五个地带:大于1600毫米地区为强湿润带,包括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和江西、湖南部分山区；800--1600毫米之间的地区为湿润带,包括东北山地、淮河以南长江中下游地区，云南、广西大部；400--800毫米的地区为半湿润带,包括三江平原、松辽平原的部分、华北平原、山西、陕西大部、祁连山区、青藏高原中部地区；200--400毫米地区为半旱带,包括黄土高原大部、辽河上游松辽平原中部、内蒙古高原南缘、青藏高原北部；小于200毫米的地区为干旱带,包括内蒙古高原、河西走廊、准葛尔盆地、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吐鲁番盆地等。

　　由于降雨量在地区和时空的差异，降水分布极不均衡，形成南涝北旱的局面。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水资源占全国总量80％以上，而耕地面积只占全国总数的1／3；而北方地区干旱少雨，水资源占有量很少，耕地却占全国耕地的60％以上。北方地区的黄河、淮河及海河流域水资源紧缺更为突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500立方米,亩均水资源量不足400立方米,是我国水资源紧缺地区。旱灾已成为农牧业的主要灾害。一般年份全国受旱面积2000万公倾左右。全国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左右，年平均损失粮食250亿千克。同时，水资源短缺也严重影响了城市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日缺水1600万立方米以上。

　　水资源短缺不仅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而且加剧了自然生态的进一步恶化。长江以北地区，几乎所有的大小河流水量减少或干枯，使其相连的整个流域生态系统都引发了显著不良变化。主要表现在：水生物明显减少甚至绝迹，地下水位下降，海水入侵，地面沉降、塌陷，林木和草地严重退化，甚至枯萎死亡，荒漠化急刷发展，自然灾害增多。特别是过量抽取地下水，出现了令人不安的生态问题。我国人2/3的城市供水和大量农业灌溉用水依靠地下水。由于严重超量开采，水位持续下降，沉降漏斗由点到面，由城市向农村发展，面积越来越大。75%的沿海城市和地区，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引起海水倒灌，有些城市地区则出现地面下沉。在莱州地区，地下水位低于海平面15米的漏斗面积已达338平方公里，地下咸水线每年向陆地挺进400米左右。在华北地区，地下水提供的水量占总用水量的的87%，每年地下水超采300亿立方米以上，一些地区地下水位已下降30－50米。如此下去，华北平原的生态状况会继续恶化。

　　河流萎缩断流，湖泊退化是水环境恶化的重要表现。我国湖泊普遍萎缩和退化。据统计，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30年内，全国共围垦湖泊面积13000平方公里，大于5个多太湖的面积。因围垦而消失的大小湖泊达800多个。新疆自治区湖泊面积比50年代缩小了4952平方公里。我国内陆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30年间湖水水位下降近3米。湖泊萎缩的另一原因，是对湿地的开垦，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湿地的开垦使该地区湖泊面积丧失1200万公顷。由于湖泊和湿地的不适当开垦，致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如洪水灾害频繁、地下水位下降，水土流失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

　　水资源的严重短缺，对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大半个中国都处在水危机中。西部生态环境的恶化，缺水更是一条重要原因。从水利部门的预测来看，水资源危机将会继续发展，2010年我国将缺水318亿立方米，表明2010年后我国将进入严重缺水期；2030年将缺水400亿--500亿立方米,将出现缺水高峰期。

　　中国水资源虽不算丰富，如果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不致造成今天这种窘迫局面。中国水资源的紧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政策不当造成的。

　　首先：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综合考虑，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局部，不顾整体，使有限的水资源得不到合理开发和有效使用。比如修建水庫，本是兴利除害之举，可是，如果不考虑当地的条件，只顾局部，不考虑整体，不是兴利，而是兴害了。特别是在北方地区的半湿润带、半干旱带和干旱带，见水就堵，修建了星罗棋布的大大小小水库，局部受益，整体受害，河流断流，地下水位下降，水土流失加剧，生态不断恶化。这方面突出的事例，莫过于塔里木河流域和黑河流域地开发了。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由于拦水筑坝，使下游来水减少80%以上，300多公里河道干枯,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塔里木河流域曾分布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原始胡杨林。由于缺水，一片片的衰败枯萎死亡。据统计，中下游胡杨林面积已由50年代的580万公顷锐减至152万公顷，沙化面积从66%上升到80%以上。干旱、大风、沙尘暴逐年增多，无霜期缩短，自然灾害显著上升。

　　内蒙古境内黑河流域上游的开发利用规划，也是由于只看到局部利益，忽视整体利益，造成了下游大范围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额济纳旗的东西居延海总面积300平方公里，曾是中国西北边疆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林草丰茂，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一片富庶之地。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上游建坝拦水，居延海来水大幅度减少，西居延海首先干涸，到20世纪90年代东居延海也彻底干涸，额济纳绿洲面积从6440平方公里锐减到3200平方公里，戈壁沙漠面积增加了460多平方公里， 1700多万亩的梭梭林仅剩下300万亩的残林，胡杨林也以每年1.2万亩的速度消亡。由于荒漠草场植被大面积的减少，使过去30年才发生一次的沙尘暴,在2000年春天竞然出现了19次之多，成为影响我国北方的一个沙尘策源地。由于荒漠化的发展，很多地方失去了生存条件，出现了大批生态难民。

好在塔里木河流域和黑河流域正在采取措施开闸放水，情况开始有所好转。

　　长期以来，我们对水利开发建设的成就估计过高，而对于出现的问题却谈论很少。现在应是正确评价和对待水资源开发利用问题的时候了。

第二，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资源，对于我国来说，甚至可以称为“战略资源”。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待水资源并不重视，没有作为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综合平衡的一个重要条件，实际上对大半个中国来说，水应该作为发展规划综合平衡的一个先决条件，“以水定产”“以供定用”，而不是“以需定供”。可是，我们恰恰实行的是后者。比如，全国有400多座城市缺水，使很多工厂停产或半停产，每年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是不重视水资源供需不平衡的具体表现。可是，不顾水资源的工农业发展比比皆是，甚至在沙区还建设耗水量大的造纸厂这类的企业。如果各级领导机关在审批规划时，注意水资源的供需平衡，这样大的失误本是可以避免的。

第三，水资源浪费严重。1999年农业用水3869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近70%。农田灌溉多沿用传统灌溉方式，灌溉利用系数在0.45左右,有一半的水白白浪费掉了。据调查,地表灌区用水量超出适宜用水的1--2倍，甚至3--5倍,估计每年农业浪费水量1000亿立方米以上。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资源。以色列把水资源与石油资源同等对待，作为战略资源。他们处在沙漠地带，建起了节水型高科技农业,蔬菜水果不仅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还成为农产品出口的大国，被称作“欧洲的厨窗”。以色列对待水资源的态度值得学习，特别是西部严重缺水地区更应如此。

　　工业也是用水大户，1999年工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20.7%。重复利用率一般在30--40%,利用效率很低，工业生产中水浪费问题也很突出。万元GDP用水量，发达国家一般在50立方米（其中瑞士为5立方米，日本为21立方米，以色列为24立方米，法国为29立方米，英国为13立方米），我国万元GDP用水量为730立方米，万元用水量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印度、巴基斯坦等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我国农业、工业用水居高不下，浪费严重，有技术和管理不善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政策上的失误，这就是长期对农业用水实行无偿使用，对工业用水和城市居民用水实行补贴，这是酿成水资源浪费严重的症结所在。因此，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水资源管理机制，完善价格制度刻不容缓。价格要以水资源的成本核算为基础，使价格真实体现水资源价值。当然，在进行价格调整时，对农业、对有些地区的城市居民要循序渐进，并注意区域和季节的差异。

第四，水资源短缺的另一威胁来自污染。据国家环保总局的统计，每年污水排放量410亿吨（水利部的统计为600多亿吨），80％未经适当处理排入江河湖海，全国75％的湖泊受到显著污染。在调查评价的10万千米河段中，47％的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10％的河段污染严重，已丧失使用价值。鱼虾绝迹的河段约达2400千米以上。对我国118座城市的饮用水调查显示：64％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33％的城市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仅有3％的城市水质处于清洁状态。水环境中的有害物质也很高。据江苏省对全省25个水源地监测，含有有机污染物质504种；在辽河沈阳段，检出有机污染物质143种；松花江中检出374种；沱江检出175种；珠江检出241种。不被污染，处于清洁状态的河流越来越少见了。

　　近海海域污染也很重。据大连与日本北九州合作对大连湾的监测，共检出有机污染物220种，其中有47种属美国优先控制的危险物质；赤潮频繁发生，60年代以前平均5年发生一次，70年代上升到2年一次，80年代年平均4次。从80年代末开始，赤潮频率越来越高，1989年12起，1990年34起，1991年38起，1992年50起。赤潮属综合性污染，治理起来相当困难。

　　据我国有关专家多项研究结果显示，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1.46－2.84之间。水污染加剧了水源紧张局势。水污染是和大气污染一样，被列为国家目前首要的环境问题。不过，水污染危害更加持久和难以防治。据报道：华北地区“有河皆枯，有水皆污”。实际上“有水皆污”带有普遍性,长江以南地区水污染也很严重。

　　改变工业用水浪费局面，首先要借工业结构调整之机，淘汰那些耗水量大、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重点放在冶金、纺织、煤炭、石油化工、制糖、建材、电力、医药、造纸等行业。这不但是解决污染的根本性措施，也是提高工业企业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积极途径；结合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大力推行清洁生产，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开展清洁生产审计，从工业生产的源头和全过程控制污染；要强化依法监督的力度，对于违反法规标准，超标排放，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要依照法律责任该罚款的罚款，该赔偿的赔偿，该停产治理的停产治理。触犯刑律的，还要依法治罪。各级环境行政管理部门要敢于依法办事，各级政府领导者也要以法律为准绳，不说情，不护短，真正做到以法行政，依法保护环境。

　　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发展，西部大开发能否取得预期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资源的有效供应。因此，制定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实施节水型的产业、节水型的社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战略任务。

    3、能源的生态安全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中国的能源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000年与1980年相比，煤炭由62015万吨增至99800万吨，增长    ％，石油由10595万吨增至16300万吨，增长    ％，发电量由3306亿千瓦时增至13685亿千瓦时,增长    %，保证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

    但是，随着我国能源工业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环境问题，是我们面临严峻环境形势的一个方面。今天对农村能源的环境问题暂不去说了,重点说城市地区的问题。

    (一)化石燃料的使用，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

　　2000年中国能源消费量为128000万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所占比例为67%，排放烟尘量1165万吨，其中50%以上为火电厂和工业锅炉排放。在火电厂的排放中,地方小电厂烟尘量是国家电厂排放量的5--10倍，占电厂总排放量的60%以上。工业粉尘排放1175万吨。其中水泥生产排放占总排放量的78%以上，成为工业粉尘的主要来源。

　　煤炭的消费主要在城市地区，因此，城市的大气污染十分突出。全国城市大气中的总悬浮颗粒物都很高。北方城市平均为336微克/立方米，南方城市平均为186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一级标准2倍以上，如果与国际标准相比超过就更多倍了。而像大同市为721微克/立方米,兰州为668微克/立方米,那就更令人触目惊心了。我国大气污染城市之多，面积之广、危害之重，在当今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危害，但是，有关方面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看不到有关数据。 

　　2000年,二氧化硫排放1995万吨居世界首位。酸雨污染面积很大，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3。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广大地区。其中，华南、西南以及华东地区污染比较严重。酸雨对农作物、土壤、林木、建筑物和人体健康都可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危害。据世界银行引自中国有关方面的资料称：重庆地区年酸沉降已比临界值高出11000毫克/平方米以上，导致蔬菜大量减产；一项对四川盆地和贵州省森林增长的调查表明，云杉的

　　生长率下降50%。估计酸雨对农作物和森林造成的损害，每年约为50亿美元。据国内有关方面估算，酸雨对农作物、森林和人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为1165亿元,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0%。近年来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二氧化硫排放控制取得进展的同时，乡镇工业二氧化硫、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却在上升，分别占全国排放量的20.6%、34.2%和61.1%，成为我国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

　　进入21世纪,我国大气污染出现了新的变化，由于城市地区汽车数量增长很快，在煤烟型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又出现了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为主要构成的氧化型污染。车辆排放的氮化物占总排放量的50%,一氧化碳占85%以上, 已经成为城市污染的主要来源。目前，煤烟型和氧化型两种类型的污染相互混合，形成复合污染，大气污染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防治了。

    (二)我国能源政策的失误: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弱,科学技术比较落后,公众文化素质不高,这是一个基本国情。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多与这个基本国情有关。但是，如果从国家的管理方面看，也应该承认，在相关政策上也有不少的失误，找找这方面的原因，对提高认识，改进决策，减少失误是很必要的。

　　长期以来，我国的能源政策考虑的是经济发展，提出的是经济方面的要求和指标，而能源对环境的影响却被忽视，没有提出要求，没有相应的指标，这是造成大气污染的重要原因。我国能源以煤为主，对煤炭生产，追求的是产量，长时期忽视质量指标。我国煤炭中硫的含量一般在1--1.2之间；灰分含量一般在2４%左右。在几亿吨至10多亿吨煤炭的生产中,这些大量有害物质不经洗选,就直接运往城镇、工矿企业使用，随着燃烧散布到了大气之中。这个问题从70年代就引起环境管理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注意,不断提出改进措施,但是,有关部门始终未采纳这种意见,直到近年,煤炭质量问题才开始引起重视。

　　工业技术落后，能源消耗居高不下，工业污染是造成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时的能源经济效率是很低的。以1994年每吨标准煤所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看,日本为6623美元,德国4219美元,法国4115美元,英国3195美元,美国2217美元；而中国则为536美元。2000年上升为845美元,也只有上述国家的1/3--1/8。中国高能耗产品的能源单耗，比发达国家高25--90%。火电厂每千瓦时供电标准耗煤，中国为399克(1999年),日本为322克(1998年)；每吨钢的标准煤消耗：中国930千克(2000年),日本为680千克(1999年)；每吨合成氨综合标准煤消耗：中国为1352千克,(1998年),美国为970千克(1997年)；每吨水泥熟料标准煤消耗：中国4.34千克(2000年),美国3.54千克(1999年)。据有关部门对15个高能耗产业能耗分析,近期中国节能潜力约1亿吨标准煤。中国工业能耗高，而消烟除尘措施的效率又很低，这就造成了对大气环境的严重污染。中国工业技术落后，自然受国力的限制。但就经济能力所及的范围看，能够做到的技术改进也没去做,高消耗、高污染成为工业的固有形态。这就是为什么大批企业在改革开放的竞争环境中相继关闭、倒台的基本原因。从这一方面也反映出工业发展政策的失误。

　　在城市发展中，能源政策的失误更加明显，在国家掌握监测数据的341个城市中,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的城市占33.4%,超过三级标准的城市占33.2%。341个城市中,市民人口总数为2.92亿人,其中生活在劣于三级标准空气中的人口为1.16亿人,占到40%。总悬浮颗粒物是我国城市大气的主要污染物。在悬浮颗粒物中，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是可吸入颗粒物，就是粒径在10个微米以下的粒子，其中粒径在2.5微米的粒子危害更加突出。据西方国家研究，这种颗粒物对人体危害很大，因为它可以吸入人的肺泡和随血液散布到全身，可造成多种疾病，被排在首位的大气污染物。我国城市地区悬浮颗粒物虽在不断下降，但是，其中PM10和PM2.5的比例却在大幅度上升，由10年前的30%--40%上升到60%--70%，在一些城市甚至达到80%--90%。即使按可吸入颗粒物占总悬浮颗粒物的50%计,我国也处于高污染状态。由于这种粒了难以捕集清除，防治难度很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

　　近年来,由于汽车的大量增加，使大气污染更加复杂化了。据北方一个大城市的监测,大气中的有害物质达到130多种,其中7种苯系物,13种醛酮类,9种卤化烃类,25种低分子烃,5种环境激素,25种化学农药类。这种状况不是个别的,在我国城市中带有普遍性。

　　从我国城市整体来看，大气环境处于高危状态。

　　城市是国家或省、市、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人口高度密集区域。20世纪50年代初伦敦发生震惊世界的烟雾事件以后,各国都相继采取了防治措施,城市大气状况发生了明显好转。中国城市在急速扩展，人口也在不断增加。但是，大气环境政策一直远远落后于城市发展。我们本可以采取一些经济和技术能力都可以做到的措施，比如：积极开发利用天然气、煤层气、油化气和煤制气等一些比较清洁的能源；禁止原煤的直接使用，推行简易清洁煤技术；在城市中心区禁用煤炭，积极推行“以电代煤”措施；调整工业布局，将处于城市中心区的污染型工厂迁出市区等等。这些措施，只要认真抓一下，大都可以做到。如果说一座城市做不到全部使用清洁燃料，至少在市中心区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这些措施却长期摆不上各级政府的议程，直到目前，在人民群众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势下，进展仍很迟缓，以致铸成了今天这种积重难返的局面，这不能不引起反思。

    4、环境与健康问题

　　我国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都很突出。这方面讲得比较多，大家都有所了解，而对于人们生活中接触到的污染，报道的不多。我今天就讲讲这方面的问题。

　　目前，世界上大约有10万种以上的化学品，并且每年还有1000种以上的新品种问世。经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多年调查研究证明，许多化学品对人类健康都有危害，其中一些具有“三致” （致癌、致畸、致突变）毒性。初步确定有140多种化学物质对动物有很大毒害。据科学家调查研究表明，80—85％的人类肿瘤与化学品致癌有关。

　　近20年来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环境激素”，一些西方国家对此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世界卫生组织给环境激素所下的定义是：“使内分泌功能发生变化，并因此而对个体及其子孙或者集团产生有害影响的外因性化学物质或者混合物”。这种物质通过环境介质和食物链进入人体或野生动物体内，干扰其内分泌系统和生殖功能，影响后代的生存和繁衍。英国发现长期生长在受污染水域中的大部分雄性鱼会变成两性鱼或雌性鱼。鸟类吃了含有杀虫剂的食物产卵减少，蛋壳变薄，难于孵出小鸟，使一些珍稀鸟类濒临灭绝。欧州、美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广泛调查发现：1938—1991年期间成年男子的精子数量平均减少了50％，致使20％的妇女不能生育，并且畸胎、怪胎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西方国家已初步筛选出70种化学品为环境激素类物质。环境激素在日本引起了社会的恐慌。日本环境厅公布了67种化学物质为环境激素，其中有七种是最危险的，多用来制造涂料、树脂、可塑剂、洗衣剂等，是人们日常生活用品。

　　美国对数千种化学物质进行了风险评价确定，把对生物有急性或慢性毒性、易挥发、难降解、高残留、易在生物体内富集，致畸、致癌、致突变这个范围内的化学物质作为控制对象。在美国的“清洁水法”中，规定299种污染物为控制对象，在“清洁空气法”中，规定189种污染物为控制对象。仅这两部法律被限制的有毒物质就达498种，如果加上农药、食品、化妆品，受控化学品总数在千种以上。

　　中国虽然对环境污染和有毒化学品的危害缺乏全面的调查评价，但从已掌握的数据看，情况是严重的。在各类食物中和日常用品中有害物质也很多。国际食品法典对176种农药在375种食品中规定了2439条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我国与这种标准相比差距悬殊。我国有农药生产企业2000多家，各种制剂150万吨左右。在生产的农药中大多为高毒性品种，加之使用不当，渗进土壤、大气和水源中，并直接或间接渗进到粮食、蔬菜、水果、各类动物肉类、奶制品、茶叶、中药材以及被加工的食品中超标率很高。另外，国家虽然三令五申，不准在饲料中滥用生长激素、抗生素和一些化学合成药物，但屡禁不止，问题很多。据海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农副产品因污染被退货和索赔事件越来越多，不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对中国形象也有很大伤害。据医学部门的测定，我国居民从膳食中摄入的666和DDT量虽然符合我国食品卫生标准，但却高出美国允许量的84倍和日本的14倍。据调查显示：由于长期食用含激素的食物，妇女更年期紊乱，孩子性成熟加快，男人生育能力降低。据对部分城市的调查，女孩月经初潮已由20年前的平均14岁左右提前为现在的10岁左右，育龄男性的平均精子数量已比40年代前减少60%。肿瘤患者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城市更为明显。

　　我国环境污染严重，不仅不利于经济的顺利发展，而且对人体健康构成了威胁，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在当前，食品安全应给以高度重视，因为，许多有毒物质是从口入的。改革开放以来，实施“菜篮子工程”，解决了长期以来蔬菜供应短缺的状况，成绩很大。但是，污染很重。政府没有及时把防治污染、生产无公害农付产品提上工作日程。在80年代初,鉴于666、DDT农药污染的危害性,国务院当机立断,决定停止666、DDT的生产和使用,表现出对人民健康安全的高度责任感,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可是,过了20年,当一些高毒性农药大量使用,造成严重危害的时候,却没有采取什么积极措施进行防治,不能不说是一种重大失误。现在应提出新一轮“菜篮子工程”的要求，重点解决污染问题。为此：（一）建立“菜蓝子”产品的卫生安全标准，特别要抓紧蔬菜、瓜果、茶叶、奶类、水产品、畜禽及其制品标准。重点控制农药、兽药、鱼药、重金属、饲料添加剂残留限量标准。（二）建立“菜蓝子”产品标识和认证制度，纠正滥用“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及“无公害农产品”名称的现象。（三）建立检验检测体系，加强监督力度，既加强对国内产品的检测监督，又要加强对进口产品的检测监督，截堵一切不符合标准、危害人体健康的产品。（四），国家要尽快制定《有毒化学品　　污染防治法》，制定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并且严格监督管理。

    5、生物安全问题

受威胁物种的现状

灭绝　　 　濒危　 　　渐危 　　　稀有 　　　未定 　　　全球受威胁总数

植物　　　　　　384　　　　3325　　　　3022　　　6749　　　　5598　　　　　　19078 鱼类　　　　　　23　　　　　81　　　　　135　　　 83　　 　　 21　 　　　　　 343 两栖类　　　　　2　　　　　　9　　　　　　9　　　　20　　　　　10　　　　　　　50 爬行类　　　　　21　　　　　37　　　　　39　　　　41　　　　　32　　　　　　　170 无　椎动物　　　98　　　　　221　　　　234　　　　188　　　　614　　　　　　　1355 鸟类　　　　　　113　　　　111　　　　　67　　　　122　　　　624　　　　　　　1037　 哺乳类　　　　　83　　　　 172　　　　　141　　　　37　　　　　64　　　　　　　497

转引自《保护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保持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是生态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据估计地球上有500万到3000万种生物，包括了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人类只是这群生物中的一员而已。当然，是一员智慧最高和影响力最大的生物。地球上的生物，相互制约、相互依存，构成了一个有机共生体。人类也是靠这群生物生存和发展起来的。人类食物的90％来自20多种动植物，衣物也来自生物，就是医药也主要来自生物，只是到了近代出现了人造合成药以后才减少了这种依赖，但是一大半仍来自自然界的生物。

　　人类数量正在不断扩大，粮食的需求和其他方面的需求愈来愈多。这些需求向哪里索取？还是要向自然界特别是向生物界索取。生物多样性是物质资源的巨大宝库。对于这座宝库，人类只不过利用了其中的微小一部分，大大小小加起来也不过几百种的生物，还有大量的生物有待人类去认识，去利用，来为人类谋福利。

　　但是，人类在开发利用大自然中，不顾后果，进行掠夺式的开发，造成了森林被毁，草原破坏，水源污染，环境被毒化，庞大的生物群因失去了适宜的环境而急剧消亡。自恐龙绝迹以来的这段人类社会时期，是物种灭绝的高峰期，物种灭绝的速度是自然界死亡的100－1000倍，大量生物在人类尚未认识到它的价值之前就消亡了，物种的消亡是致命的，一个物种消失了，就永远不可恢复。现在，预计每分钟消失一个物种。据专家称，一个物种的灭绝，常常导致10－30种生物的生存危机。目前全球大约有11％的鸟类，25％的哺乳动物，34％的鱼类正濒临灭绝。专家们指出，如果生物继续大量消亡，人类的生存也会发生危机。因此，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为了不断提高人类的福祉，为了创建一个稳固美好人类家园，人类要行动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高峰会议出台并被世界各国签署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就是要求全人类行动起来，共同保护处于危机中各类生物。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的国家，物种数约占世界总数的10%。据估计在3万种的高等生物中有3000种处于濒危灭绝状态，中国政府颁布的第一批《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共列出389种。中国被列入世界濒危动物“红皮书”的种数共123种，列为国家保护名录中的一二级保护动物有277种。导致我国野生动植物减少的原由，一是不适度的开发，破坏了生物生存繁育的生境；二是滥捕、滥猎、滥采；三是环境污染，威胁到生物的生存发展。保护我国的动植物资源已经迫在眉睫，应提上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在人口增加，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项积极措施，就是建立自然保护区。目前全国共建成各级自然保护区1551处，总面积为12989万公顷,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2.9%,进展很大。但除部分重点自然保护区外,大都管理乏力,经费困难,做不到有效保护。

　　与物种相关的，还有近年间出现的转基因生物技术和生物体。自20世纪90年代初转基因西红柿在美国面世，如今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等已在大田大面积播种。美国55％的大豆、50％的棉花和30％的玉米都是转基因品种。美国市场上已有各种转基因食品4000种。加拿大60％的食品包含了转基因成份。我国也开发出了一批转基因作物，转基因抗虫棉已进行了大面积播种。现在转基因农作物已在很多国家推开。生物技术和农业的结合，正在为人类创造一个无限广阔的前景。

　　但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现代生物技术能够使人类直接操作生物的遗传物质――基因，改变微生物、植物和动物的某些生物性状、代谢产物甚至生命活动的某些过程。这就意味着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计并定向改造某种生物。由于现代生物技术主要是利用重组DNA技术，而基因工程技术的试验研究和商品化的快速发展，则可能给人类带来一些潜在的、难以预测的危险。

　　国际上对待转基因工程技术的态度，可大体分为三类：美国持一种支持的开放的态度，已批准35 种转基因作物进行田间试验；而欧洲则对这种技术持一种十分谨慎的小心翼翼的态度,只批准9种转基因作物试验；发展中国家认为转基因技术在消除饥饿和贫穷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指出应加强安全方面的研究，确保其安全性。荷兰科学家宣布，转基因食品会把抗药性转移给有害细菌，导致产生“超级病菌”，也会导致抗除草剂的“超级”野草，会给人类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英国生物学家称：转基因土豆会对人体免疫系统造成危害。美国科学家发现一种抗虫害的转基因玉米的花粉会导致蝴蝶死亡。这些事例都说明转基因食品可能潜伏危险，科学家呼吁，转基因食品在没有取得科学论证之前，不要匆忙推向市场，否则将导致毁灭性的环境和健康灾难。

　　科学家指出，“基因污染”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从长远看对农业生产是不利的。近几十年来绿色革命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农业生产的生物多样性，如果再急着推广品种更加单调的转基因作物，将会使更多的、经过时间考验和凝聚着许多代人心血的良种走向消亡，有可能带来难以预想的灾难性后果。人们还对基因种子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基因污染”而忧虑，一些基因种子公司在世界各国不断注册基因专利，目的是实现种子垄断，进而实现对一些国家农业和食品的垄断，操纵一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如1999年美国孟山都公司生物技术和基因种子销售额达到51亿美元。全球前10名大种子公司则控制了世界种子商业贸易的1/3。

　　总之，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转基因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同时，也潜伏着极大风险。对这种技术要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在没有证实它对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之前，不要匆忙推广和进入市场。

　　我国在转基因技术方面取得了可喜进展。我们对这种技术的应用采取了慎重态度，除抗虫棉等少数品种外，并未在农田大面积推开。在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业生产面对国际市场的严重冲击，种植没有转基因的粮食作物和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具有很大的竞争力。这是一个机遇，要紧紧抓住。

三、生态安全问题的特点

　　上面讲了生态安全的五个方面。从中可以看出：生态安全与其他方面的安全问题既有密切联系和相似之处，又有一些不同之点。

　　首先，在以往人们的国家安全概念中，军事安全问题受到很大关注，战争的失败意味着财富的丧失或者国土的割让，这被认为是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国际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别国对他国的禁运、封锁，或者资本、技术等的控制，都可能在使一国的经济受到抑制和损失，因此，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生态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中地位。如果生态安全不牢固，就意味着大片国土失去对国民经济的支撑能力，这与国土的割让一样会给国家造成无法衡量的损失。生态环境的破坏，会造成工农业生产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与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并无二致。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安全与国防安全、经济安全同等重要，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不过，与其他安全问题相比，生态安全又有一些特点：

整体性。生态环境是相连相通的，任何一个局部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引发全局性的灾难，甚至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条件。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起这方面的例子。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巴比伦文明、地中海地区的米诺斯文明、巴勒斯坦“希望之乡”等文明的相继衰弱和淌亡，都主要是生态环境破坏导致的可悲后果。从历史上看，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差。丝绸之路时期的唐代，许多地区还是森林密布,河流不息,出现了许多繁荣的城镇。只是随着不适当的垦殖，破坏了林草植被，加上气候的恶劣,才变成今天这种大面积不毛之地。又比如黄河流域，在先秦时期还是植被茂密，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超过50%。先民逐水而居，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从秦统一中国之后,由于毁伐森林，无遏制地开垦，到唐代安史之乱后,昔日繁华的黄远河流域,竟到了“居无尺椽、人无烟灶、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的地步。从生态演变来看，许多环境问题都是由小范围、小局部的问题，逐渐蔓延扩大成大范围、大区域的问题。

    不可逆性。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有其一定限度，一旦超过其自身修复的“阀值”，往往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比如野生动物、植物一旦灭绝就永远消失了，人力无法使其恢复。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一旦遭到破坏，是很难使其恢复的。像西南地区出现的“石漠化”，流失的土壤人力无法使其恢复，这种环境问题也是不可逆转的。这一环境问题告诫人们：有些不可逆转的生态问题，并非都是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才出现。我国西南地区出现的“石漠化”，只是近几年形成的，说明生态退化正在加速发展。

长期性。许多生态环境问题一旦形成，要想解决它就要在时间和经济上付出很高代价。比如，为了防止我国沙漠的蔓延并使部分沙漠化土地得到恢复，要付出上万亿元的投入和几十年的努力才有可能。又如滇池污染的治理，历时十年，投入40多亿元，效果不大，人们为此议论纷纷。实际上这也是环境问题的特性所决定的。日本的霞浦湖与滇池面积相仿，他们污染治理历时27年，投入相当于1300亿元人民币，水体恢复到相当于中国的四类水体。以此看来，滇池污染治理达到三类水体的要求，还须付出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经济代价。

全球性。正如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安全密切相关，生态安全也是跨国界的。一国的生态灾难有可能危及邻国的生态安全，如国际性河流，上游国家的污染物排放或渗漏，就有可能危及下游国家的用水安全。实际上，目前世界各国已经面临各种全球性环境问题，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迅速减少、土地荒漠化、海洋污染、有毒化学品法治危害等。

四、我国生态安全的战略重点和措施

　　50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长足进展，国家实力有了较大的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明显提高，从一个食不裹腹的状态，进入到了一个小康社会。

　　但是，当我们回头看看这50年的发展历程，却也发现了不少问题，最大的、带有根本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直走着传统的、粗放式的发展道路，这种道路不是靠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来促进发展，而是靠资源、投资和劳动力的扩张促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GDP以年均9.3%的速度在增长；但是，物质消耗占GDP的比重却在逐年增加：1990年与1980年相比，比重提高了5.2个百分点。其中，工业物质消耗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提高了7.4个百分点。突出特点是：发展速度愈快的地区，物质消耗比重增长的也就愈高。在物质消耗比重高于60%的12个省市中，有9个在沿海。我国单位GDP的资源消耗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值。如能源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8倍，钢材为3.6倍，有色金属为2.5倍。这种资源的低效率利用，不仅难以支持，在国际市场上也失去竞争优势。因此，转变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多次从关系中华民族生存的高度，也即我们这里所谈的生态安全的高度，谈及生态环境问题。江总书记1999年6月17日就西部生态环境问题说：“西部地区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特别是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荒漠化年复一年地加剧，并不断向东推进……如果不从现在起，努力使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在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会落空，而且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朱总理2000年1月22日在西部地区开发会议上指出：“从长远看，如果生态环境继续恶化下去，还会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构成严重威胁。”

　　按照当前的有关环境保护长远战略和规划的研究，我国的环境保护长远目标和生态安全的目标应当是经过30年的努力，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再经10—20年的时间建成比较稳定的自然生态系统，保证重要生态资源，像淡水、耕地、森林、草原等的安全和供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应当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产业发展政策、生态环境建设和国民生活与消费上，采取一些“大战略”和“大转变”的战略行动和措施；同时，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灾害和社会事件，还应建立起必要的预警、预防和应急措施。

    1、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一种粗放式的外延扩张。这种经济增长对我国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以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不仅大量消耗资源，而且造成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污染，危及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我国已不可能继续沿用粗放外延扩张的发展模式了。

　　1994年中国率先制定和实施了《中国21世纪议程》，并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从“九五“计划的实施情况看，实现可持续发展要远比当初设想的复杂和困难。近年来，通过不断深入地讨论，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从传统发展方式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是一种从物质生产方式到政治、法律及社会文化观念的整体转变。这是一种“大转变”，需要采取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的“大战略”。

　　首先从物质生产方式上看，要向生态系统回归，按照自然生态规律，在经济、技术等各个方面不断进行创新，比较全面的改造现有的物质生产体系，建立起相应的、由不同生态经济体系，包括工业、农业、城市等各种类型构成的循环经济体系。其目标不是传统GDP的增长，而是基本需求满足基础上的生活质量的改善；从政治、法律和道德上看，把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生态系统尊重的理念和原则纳入到政治、法律和道德体系中，把生命和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与“人”一样应当公正、公平对待的“主体”，人类的需求不能超越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极限；从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看，要从工业社会主导的个体主义和还原论转变为自然整体主义和有机论，确认人不应与自然相分离，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存在物的性质，是由它与其他存在物以及与自然整体的关系决定的。

　　显而易见，实现这样一个大转变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所以，近年来，有不少环境学者把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称为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革命。如何认识这一点，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转变发展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不是靠简单制定一些规划和政策就能做到的。还必须建立起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综合决策机制，提高政策和决策水平。其中重要措施是逐步建立起政策和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即国际上通常所说的“战略环境评价（SEA）”。近年来，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在总结环境保护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展了以政策和规划为评价对象的“战略环境评价”的研究和推广。回顾人类从产业革命以来走过的道路，之所以产生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基本原因是实施的发展政策和发展规划不当所致。因此，要做到发展与环境的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从产生环境问题的源头上采取防治措施，把问题堵截在行动之前。西方国家实施“战略环境评价”的实践证明，这是正确处理发展与环境关系的积极有效措施，他们国家生态环境的改善，这项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是环境管理的新发展。令人欣慰的是，我国也正在计划实行这种“战略环境评价”制度。在全国人大第九届立法计划中，将《环境影响评价法》列了进去。我们希望这部源头控制法能够尽快出台，以建立起我国的环发综合决策的机制，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2、推行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

在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过程中，实施清洁生产建立循环经济体系，是一个基本步骤。

　　自上一世纪70年代末国际社会提出清洁生产的概念以来，经联合国环境署（UNEP）等国际组织的大力提倡和有关国家的共同努力，清洁生产的思想已广为共识，并逐步在工商产业界开始得到实施。从目前来看，清洁生产主要表现为各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对生产过程（后来也延伸到消费）提出的一系列规范要求，即从生产的源头，包括产品和工艺设计、原材料使用、生产过程、产品和产品使用寿命结束以后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各个环节都采取清洁措施，预防污染的产生或者把污染危害控制在最低限度。概括地说就是：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从20世纪90年代初清洁生产的理念被引入中国后，得到了广泛传播，政府有关部门不仅倡导，也进行了积极的培训、示范和推广。为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推行清洁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把“清洁生产法”列入立法规划，并由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组织起草。这或许是世界上第一部冠以“清洁生产”的法律，我们试图通过这部法律，要求政府为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提供政策、技术和资金支持，扫除影响清洁生产技术推广中的各种障碍，提高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并且通过绿色标志等制度的建立，扩大公众参与环保行动的机会。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循环经济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有的国家并以立法的方式加以推进。如德国1996年就颁布实施了《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该法规定对废物问题的优先顺序是避免产生－循环使用－最终处置。其要义是，首先要减少生产源头的污染物的产生量。因此，工业界在生产阶段和消费者在使用阶段就要尽量避免各种废物的排放；其次是对于源头不能消减又可利用的废弃物，也包括消费者使用的包装废物、旧货等要加以回收利用，使它们回到经济循环中去；只有那些不能利用的废弃物，才允许作最终的无害化处置。以固体废弃物为例，循环经济要求的分层次目标是：通过预防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对于产生的废弃物要尽可能多次循环使用，尽可能使废弃物资源化；对于无法减少和再使用的废弃物可以焚烧或作其他方式处理。2000年成为日本建设循环型经济社会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日本召开了一届“环保国会”，这届国会通过和修改了多项环保法规：《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特定家庭用机械再商品化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食品循环境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建筑工程资材再资源化法》、《容器包装循环法》、《绿色采购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学物质排出管理促进法》。上述法规对不同行业的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再生利用等作了具体规定，除《建筑工程资材再资源化法》外，都已在今年4月之前相继付诸实施。特别是第一项“基本法”最具重要意义，因为它从法制上确定了21世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根本原则：“根据有关方面公开发挥作用的原则，促进物质的循环，减轻环境负荷，从而谋求实现经济的健全发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目前，循环经济的思想和战略在中国也开始得到倡导，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纳入国家的议事日程。

　　从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来看，它是人们模仿自然生态系统，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建构的经济系统，并使得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传统经济与循环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消费—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线形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开采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导致了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并酿成了灾难性环境污染后果。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没有真正的废弃物”，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在这里，环境合理性和经济效率性得到了有效的结合。循环经济为工业化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从而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从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两者关系来看，清洁生产具体表现为单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这种微观层次的清洁生产和消费行为，通过发展为工业生态链和农业生态链，进一步实现区域和产业层次的废物和资源再利用；并通过政府、企业、消费者在市场上的有利于环境的互动行为，上升为循环经济形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者都采纳了清洁生产的行为方式，从国民经济总体来看，它就是表现为一种循环经济形态。所以，从这点而言，清洁生产是循环经济形态的微观基础，循环经济则是清洁生产的最终发展目标，各种产业的、区域的生态链和生态经济系统则构成清洁生产到循环经济系统的中间环节。衡量清洁生产是否达到目的，仅仅衡量某个企业或某个行业是不够的，应当看其是否在区域、国家层次形成生态经济系统，形成循环经济形态。

　　要有符合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的设计原则和方法贯彻到各种工程、产品和服务的设计中，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充分注意到使物质循环利用，做到物尽其用。如在产品设计中，尽量采用标准设计，使一些装备便捷地升级换代，而不必整机报废。在产品使用生命周期结束以后，也易于拆卸和综合利用；同时，在产品设计中，要尽量使之不产生或少产生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危害影响；不使用或尽可能少使用有毒有害的原料。“预则立，不预则废”。科学合理的设计，是推行循环经济的前提条件，是循环经济的首要环节。

　　依靠科技进步，积极采用无害或低害新工艺、新技术，大力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实现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尽可能把对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各国推行清洁生产的实践证明，这种要求是可以做到的。以德国为例，在GDP增长两倍多的情况下，主要污染物减少了近75％，收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赢”的结果。

　　实行资源和废物的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使废弃物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把有害环境的废弃物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循环经济的一条重要原则和重要标志。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有两种方式：一是原级资源化，即把废弃物生成与原来相同的产品。二是次级资源化，即把废弃物变成与原来不同的新产品。

　　按照工业生态系统思想建立工业生态园，是推行循环经济的一种好方式，世界上有许多成功的典型。这种方式模仿自然生态系统，使资源和能源在这个工业系统中循环使用，上家的废料成为下家的原料和动力，尽可能把各种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做到资源共享，各得其利，共同发展。近年来我国城市地区纷纷出现的“工业开发区或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已有工业生态园的一些形态：离开市中心区，实行集中式的供热、集中式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置，园区中绿地占有很大比例和合理布局等等。但是，对于资源的循环利用则很少顾及。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前进一步，距这种工业生态园就不远了。

　　我国也应建立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规范和鼓励国民经济朝着循环经济的方向发展。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目前还存在许多技术、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障碍。因此，需要政府要制订必要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对不利于循环经济的行为加以限制，对有利于循环经济的行为加以鼓励和规范，特别要使用经济激励手段，推动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

    3、大力推行生态恢复和建设

　　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恢复和建设生态系统，把退化了的自然生态系统和农村生态系统，恢复并发展到良性循环状态。在新的世纪，最伟大、最壮丽的事业就是种树种草。只要草地恢复起来，树林生长起来，我们的国家就会兴旺，特别是西部地区就能脱除贫困，走向福裕之路。

　　扩大森林覆盖率、恢复草原绿色植被，是其中最持久、最根本的措施，这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为实现这些目标：一是保护和发展现有天然林资源，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把西北、西南、东北、海南等地的天然林切实保护起来，严格禁止商业性采伐，采用封山育林措施，恢复天然林资源。二是继续加强“三北”防护林和长江、黄河、珠江等主要流域的重点防护林建设。同时，在我国南方及东部的一些地区地势较为平坦、不易引起水土流失的地方，大力兴建用材林、工业原料林、经济林等商品林基地。三是有计划、分步骤退耕还林还草，把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落到实处，并采取切实措施改变过牧问题。

　　生态建设的效益受益面宽、受益时间长，对投入主体来讲，直接效益并不显著，但其社会效益却巨大而深远。这样的投入单靠社会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主要靠政府的力量，应将生态环境建设的支出列入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盘子。同时，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投入生态建设。要积极鼓励农民、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进行小流域治理、在水土流失区植树种草以及从事其他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的各种经济开发，要保护其投资收益。要鼓励农民、企业和其他杜会组织通过承包、拍卖、合作开发等多种形式，进行生态开发与建设，所涉及土地的使用权要长期不变，并允许继承、转让，以促进长期生态投资。生态建设项目，投资大见效慢，投资回收难，国家银行应设立专门的长期贷款，来支持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生态建设，有些项目国家财政要给予适当的补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也应当将生态脆弱区的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保护作为重点，坚决停止新的开荒。

　　在很多地方，植树造林种草等生态建设活动不仅有很好的社会效益，而且也会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特别是通过各种产品的综合利用，通过与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相结合，经济效益会更加明显。因此，一部分生态建设项目完全可以办成生态产业。某些地区完全可以以生态建设为重点，将生态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从长远考虑，还应当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如随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相关议定书的实施，国际上有关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和CDM机制的建立，林地和碳汇将成为一种很有市场价值的不动产。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也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同国际社会合作，配套建立有效的碳汇交易制度，将使上述造林绿化等生态工程在碳汇上的重要潜在价值转变为实际的市场价值，将有效吸引国际、国内私人投资进入这些领域，开辟出生态工程建设的多元融资渠道。

　　从长远来看，生态建设也会带动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根据国家林业局、水利部提供的资料，对造林绿化、治沙和治理水土流失3项生态工程的潜在劳动力需求作了简单估算。在造林绿化方面，全国生态环境规划要求到2050年森林覆盖率达26％。按郁闭度0.2计算，现有森林覆盖率16.52％，差距9.48％，在50年内需要造林13.65亿亩。按照我国目前造林结构和每亩投工数计算，约共需投工70亿个。按照每个劳动力每年200个工作日计算， 50年间每年需劳动力70万个。按郁闭度0.3计算，现有森林覆盖率14.1％，差距11.9％，在50年内需要造林17.136亿亩。按照我国目前造林结构和每亩投工数计算，约共需投工88亿个。按照每个劳动力每年200个工作日计算，50年间每年需劳动力88万个。在治沙方面，当前全国可治理沙地53万平方公里，约合8亿亩，按照治沙每亩投工12个计算，8亿亩全部治理完毕至少约需投工97亿个。按照每个劳动力每年200个工作日计算，50年间每年需劳动力97万个。在治理水土流失方面，我国有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目前适宜治理的195万平方公里。按照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规划治理年限50年。按照目前治理的投工数计算，约共需投工250～300亿个。按照每个劳动力每年200个工作日计算，50年间每年需劳动力250～300万。不考虑3项间的重复计算，合计每年需劳动力420～470万个。生态建设也是安置农村过剩劳动力的一大出路。

    另外，在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还应加强环境道德建设，提倡基本需求满足基础上追求生活质量的社会观念和生活态度，如提倡使用和消费无害环境的产品，改变大量消耗物质和能源的交通和居住模式等。

    在采取上述战略与措施的同时，从加强生态安全管理的角度看，一是应当建立国家生态安全的预警系统，及时掌握国家生态安全的现状和变化趋势，为国家最高部门提供相关的决策依据。除了建立国家生态安全的宏观预警系统以外，对不同地区还要根据其生态环境不同状况，有重点地建立和完善专项的生态安全预警和防护体系。比如，气象预报体系、防汛体系、疫情预报与防治体系、动植物检疫体系、环境监测和预报体系等。二是要完善生态环境建设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种单项资源与环境保护法，要修改补充和强化土地法、森林法、水法、海洋法、草原法、矿产法等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定。三是主动参与国际上有关生态安全和冲突预防机制的讨论，努力维护国家利益。